孕產經驗反思：從孕產的暴力到培力

「你昨天簡直就是個馬拉松運動員。」（You were like a marathon athlete yesterday.）來巡房的醫師助理（physician assistant）Emily這麼對我說。

Emily指的是前一天下午我在產房中進行了約莫四小時的生產 — — 在那四小時中，隨著大約每2–3分鐘的宮縮，我在幾位婦產科醫生、助產士（midwife）、護士、以及實習學生的陪伴及引導下，進行了無數輪的用力：以「吸氣（inhale）－憋住（hold）－推（push）－1, 2, 3, 4, 5, 6, 7, 8, 9, 10」為一個單位，連續重複三次，有時加碼第四次。然後放鬆讓身體休息，或許喝口水，或許咬幾顆冰塊，等待下一次宮縮開始，再進行下一輪的用力。

然而，在推了近四小時後，醫生宣布胎兒應該是無法透過陰道產[1]（俗稱的「自然產」）的方式出生，必須緊急進行剖腹產手術。幾分鐘後，我被推出原先的產房，經過走廊，推進手術室，看見眾多醫護人員陸續湧進手術室，有醫護人員跟我說了一連串相關手術進行相關的風險，有麻醉師跟我說要幫我用點滴施打的麻醉種類。而我腦袋一片混亂，很想冷靜卻止不住淚水。

提筆書寫這篇文章的時候距離產後約莫一週。我一面適應照顧新生兒的生活節奏，一面回顧自己過去兩次的孕產經驗。當與親友聊起生產經驗時，我發現我們的對話經常停在「剖腹產還是陰道產」或者「用力（push）了多久」這樣的主題；但對我來說，生產的過程有其他重要的面向是這些問答無法捕捉的。那些面向關乎著生產過程中的感受，除了生理的感受，還有心理的、情緒的感受；關乎著生產者在過程中是否覺得自己被尊重、被傾聽、被陪伴、被支持；關乎著生產經驗究竟是一段創傷的、不願談論分享的回憶，又或者是讓生產者覺得更加堅強、有力量的經歷。

懷孕生產這個過程，不僅關乎孕產者[2]，更關乎週邊的人們、關乎我們每個人是如何來到這個世界上。然而，儘管概念上意義重大，孕產者究竟經歷了什麼，以及「如何讓懷孕生產這個過程的重要參與者擁有更加美好的經驗與感受」這個問題，卻沒有得到相對應的關心與重視。這或許也解釋了為什麼當我們聊起生產經驗時，總是如此的詞窮。

於是我決定書寫這篇文章，試著為孕產這個主題帶來一些不同角度的討論。在這篇文章中，我回顧自己的孕產經驗，並記錄下對我而言重要的面向（第1、2節）。奠基在「孕產暴力」（obstetric violence）這個概念之上，我也從自己的經驗探究孕產暴力的意義與不同形式，並思考如何讓孕產的過程能夠成為更加培力／賦權（empowering）的經歷（第3節）。

在我自身的孕產經歷中，有一些時刻令我覺得拘束、疏離、不被尊重，但也有些時刻帶給我力量和意義感。確實，每個人的孕產經歷都不一樣，我的感受和想法也不可能直接套用在其他孕產者身上。但透過分享我的經驗與反思，我希望能為孕產相關的討論盡一份力，讓更多人能重視孕產的體驗，並一起思考如何讓孕產的過程能夠成為更加培力的經歷。

1. 懷孕：那些可預期的與預期之外的

時間倒退一點，來到懷孕36週的產檢。

由於工作轉換的緣故，在距離預產期一個多月前，我們必須更換全家的醫療保險。在美國，沒有什麼「全民健保」，醫療保險跟個人的工作綁在一起，沒了工作就沒了保險，更換工作不免就要跟著換保險，而換保險不免就也要跟著換醫生、換醫院。

於是，我在36週時，第二次來到新轉換的婦產科進行產檢。當天的產檢內容，除了例行的測量孕婦的心跳、血壓、體重、宮底高度，以及聽寶寶心跳頻率之外，一項重點便是要確認寶寶的胎位是否正常，呈現頭上腳下的姿勢。第一次遇到的醫生F是位中年白人男醫生，他摸摸我的肚子後，拿起超音波快速地照了一下，說了一句：「Your baby is breech」（你的胎兒呈現臀位）。 我沒懂他的意思，他指著超音波螢幕說：「The baby’s head is up」（你的胎兒頭在上面）。哇，所以是胎位不正的意思嗎？我問，那怎麼辦？

跟醫生F討論了一陣子後，獲得的結論是：等到滿39週時一次解決。簡單來說，如果是呈現臀位的胎位不正，通常就不建議陰道產，而是以剖腹產取而代之。不過，在剖腹產之前，醫生還有種可能的介入方式：體外頭位轉移術（External cephalic version，ECV），也就是醫生從孕婦的肚子外按壓推擠，試圖將胎頭轉下來的方式。醫生說，ECV的成功率大約是五成，但在進行過程中除了疼痛之外（會施打麻醉），還會有一些風險，例如胎盤忽然剝離導致大出血，所以會在手術室中進行。如果有緊急狀況發生，或者如果確定ECV失敗、胎頭轉不下來，那就直接在手術室中進行剖腹產；反之，要是ECV順利地把寶寶的頭轉下來、胎位正常了，就可以接著進行催生以進行陰道產。醫生F說，這是他最常推薦的組合做法，不管ECV結果是什麼，都可以順勢把寶寶生出來。我聽聽也覺得這個計畫有道理，於是點頭說好。

只是還有一個問題，我問：「現在才36週，難道寶寶不會再轉下來嗎？」F：「機率很低，大概只有5%。」「不過我們會安排38週產檢時再照一次超音波確認胎位的狀況。」

離開診間，心情雜雜的。「遇到了也只好這樣了。」我對自己說。

懷孕37週時再回來做例行產檢，這次遇到的是位較年輕的女醫生C。她看了看我的產檢紀錄，跟我確認了一下上次與醫生F討論的計畫，然後開始找示意圖跟我解說ECV到底在做什麼、醫生怎麼從孕婦的肚子進行胎位的旋轉、為什麼要打麻醉、寶寶的頭轉下來之後會怎麼固定他的胎位⋯⋯等。講解到最後，我問了同樣的問題：「現在距離39週還有一些時間，有沒有什麼可能寶寶的頭會自己轉下來呢？」很意外地，醫生C給出了跟先前醫生F不太一樣的答案：「歐，有一些姿勢可以試著做做看喔！」她找到一個網站，裡面列出一些可以試著做的運動、瑜珈姿勢，建議我可以多做做。「做這些運動，就算沒有直接讓寶寶胎位轉正，之後ECV的成功率也可能比較高。」

步出診間，這次心情倒是好了些。「至少有些事情是我可以試著努力做的。」回到家，除了醫生C給的網站，我也自己上網查到一些據說可以幫助寶寶胎位轉正的資源，跟著Youtube上的瑜珈頻道，每天重複一系列的姿勢。

38週產檢當天，懷抱著「不期不待不受傷害、寶寶頭轉下來是奇蹟」的心情，伴侶H陪我一起去照超音波。這次遇到的是護理醫師（nurse practitioner）與實習醫生的搭擋。實習醫生先拿起超音波照了許久，然後有點疑惑地望向護理醫師，護理醫師接過去一照，也猶豫了一下，然後說：「這看起來是頭對吧？」他們把螢幕推向我：「你看，這是這是頭、這是心臟、這是脊椎。你的寶寶頭轉下來了。」

哇，沒想到奇蹟真的發生了！所以我不用剖腹了嗎？他們詢問了一下其他醫護人員，回報：考量寶寶的姿勢還是有可能會有變化，醫生建議我們先保留原本約好的39週ECV和剖腹產，如果入院當天確定胎位正常，那就不用剖腹產，我們可以選擇就留在醫院直接進行催生。

剩下最後一週，太好了，希望寶寶可以繼續保持現在的胎位！

2. 生產馬拉松

終於，來到滿39週那天，醫院一早就打電話來，說確定今天有空位，而且還比原定行程進行地更快，讓我們比可以提早些去醫院報到。去醫院報到前，我跟H把大寶K送去日托中心（daycare），並且把接下來幾天大寶的照顧工作交接給同住的家人（準備好便當、點心、把汽座裝到家人的車上、告知各種照顧的相關注意事項⋯⋯等）。

由於在醫院的官方紀錄中我仍然是預約了ECV及剖腹產，於是相關程序都還是要照例進行：前一晚在家要自行進行沐浴消毒，到醫院報到後，麻醉師會前來跟我講解解剖腹產時需要進行的麻醉種類⋯⋯報到時櫃檯人員問我是否是等下要剖腹的產婦，我趕忙確認，等下應該還會用超音波查看一下胎位對吧？深怕白白挨了一刀。

懷抱著忐忑的心情，終於等到醫生D來幫我照超音波。謎底揭曉！醫生用雀躍的語氣喊著：「Vaginal delivery」（陰道產）！

我開心地對著H笑，一旁的護士和見習的學生們，也都紛紛對我說，太好了！既然寶寶胎位正常，ECV和剖腹都可以取消了。醫護人員跟我們確認，想要待在醫院裡進行催生，還是要回家等有產兆再來報到。我們指指一旁的行李，說我們準備好留下來催生了；這趟，就要把寶寶帶回家。

2–1. 催生

催生，大致上來說，就是需要用各種藥劑（或許口服、或許置入、或許點滴）引導身體機制進入生產的狀態：軟化子宮頸、加強子宮收縮的強度等。進行催生過程的大部分時間，其實都是在等待藥劑反應，等待身體機制開始作用。隨著子宮越來越頻繁、越來越規律的收縮，子宮頸變軟、變薄，胎頭下降，身體逐漸準備好，直到子宮頸口全開，生產者再開始用力推。

過去，醫學上對催生持保留態度。但隨著近年有研究指出，在39週到40週之間進行的催生，可以顯著降低需要剖腹產的比例[3]，醫生也漸漸將催生當成一個可能的選項推薦給產婦。懷第一胎時，我有妊娠糖尿病（gestational diabetes），因為擔心胎兒過重，不易進行陰道產，醫生便建議我在滿39週時就先到醫院催生。而這胎，雖然沒有妊娠糖尿病，但一方面，擔心胎位之後又改變；另一方面，好不容易把大寶的照顧工作交接安排好，產後找月嫂和家人幫忙的計畫也已經安排好了，催生感覺是個不錯的選項。

對我來說，催生除了醫學上說的好處之外，可以預先規劃入院時間，對於childcare的安排是非常重要的。畢竟我們隻身在國外，沒有太多親人朋友可以臨時丟包，要是突然破水必須去醫院，要馬上找到人照顧或接送大寶，也不太容易。不過催生的一個大缺點，便是在醫院待的時間多了不少，畢竟前面要等藥劑開始作用、等身體開始反應，等待的時間或長或短誰也說不準（我第一胎從開始放催生藥劑到最後子宮頸全開大約是40小時）。在醫院待，除了比不上自己的家舒服之外，另外沒那麼舒服的就是醫院的各種醫療行為：不分晝夜每四個小時做一次心跳、血壓、和體溫的量測；進醫院先放IV軟管，以備需要時可以直接接上點滴；為了評估催生藥物的效果及身體目前的反應，會在肚皮戴上胎兒心音監測器，也會進行內診判斷子宮頸的狀況（內診的時候通常滿不舒服的；而我兩次催生的經驗，都各有五至六次的內診）⋯⋯。

綜合催生的優缺點評估後，我們還是決定留在醫院催生待產，希望能儘速迎接寶寶的到來。

非常幸運的，我們很快就被安排入住催生待產的房間，裡面除了產婦的床之外，還有生產隊友可以休息的窗邊臥榻，以及寶寶剛出生時要照光、量體溫的台子，上面鋪著可愛的大象包巾。

第二次在S醫院生產的我們，馬上想起約莫兩年前在這裡待產、生下老大的往事。當時因為我在孕期中有妊娠糖尿病，醫生建議滿39週就可以去催生。然而，到了預約好的時間，醫院卻有太多產婦在處理，叫我們需要延後些報到，從傍晚六點一路等到凌晨三點才接到電話說可以去報到了，凌晨四點進了醫院後也只有很狹窄的小房間待著 — — 房間裡只擺得下一張產婦的床和一張隊友可以坐的椅子，放了行李後就幾乎沒有走路的空間。那回，我們待產的前半段（約莫20小時）就在這狹小的房間度過，一直等到當晚半夜十二點左右，才獲得入住真正的產房。

和上次的經驗比較起來，這次能夠準時（甚至提早一些）到醫院報到、確定胎兒頭下腳上、又迅速能入住產房，一切似乎都順利的不得了，心情很好。經歷過第一胎催生生產以及產後和新生兒纏鬥的我們，心裡清楚地知道，要好好把握在醫院待產的時間，畢竟接下來就要忙一陣子了。進醫院前，我已經先把手邊的論文收尾、投稿出去，該回的email也回覆了，在醫院等待的時間，倒像是難得的度假 — — 下午可以悠閒地看本書、晚上再跟H一起看個電影。

而隨著身體逐漸啟動生產相關模式，宮縮頻率漸增、力道越強，身體的不適感也就漸漸加劇。下午還能讀論文、讀書；到了晚餐時間，下腹部開始有類似生理期的不適感，身體開始慵懶，只想看個電影；而到了晚上九點多，忽然一陣腰痠，不適感加劇，電影還沒看完就又決定闔眼休息去 — — 畢竟照這個速度，明天大概就是最累的一天吧，我想。

不過，醫院的各種追蹤觀測不會讓我一夜好眠的。睡沒多久，晚上十一點被來巡房的醫生護士吵醒，除了做基本的vital sign量測（量體溫、心跳、血壓）之外，也詢問我的疼痛程度及是否需要減痛，並且進行內診；半夜三點半重複一次；隔天早上八點再重複一次。

早上約莫九點半，正當我們在和詢問是否願意捐贈臍帶血的研究人員對話時，醫生S（中年白人女性）開門進來，一進來劈頭便用非常快的語速對我說了一連串話，我只聽見「urinate」、「break your water」等字眼，於是請她再重複一次，搞清楚現在是什麼狀況。幾個對話來回之後，我終於搞清楚她的來意。總之，她希望我的產程可以稍作加速（“I don’t want you to spend another night here”），所以打算要進行人工破水，但人工破水前要先確認子宮頸口打開的程度（要夠開才能做），所以必須進行內診，而膀胱是否排空可能會影響內診的結果（據她的說法，如果膀胱比較空，內診的結果可能會是多一兩公分），所以要我先去排尿。了解狀況之後，我連忙稱是，乖乖去把膀胱排空。

越回顧上述這段互動經驗，我越覺得這位醫生的溝通方式讓我很不舒服。首先，她一進來也不先解釋整個背後的原因，就直接下指令地要我去排尿。再來，她在陳述時的出發點，都是從醫療從業人員的角度出發，似乎不太在意產婦的狀況與經驗。例如，她希望我的產程可以加快時，透露出來的的訊息似乎是要我不要再佔著這個產房一個晚上；又或者，她進到產房後，非常雀躍地重複了三四次的「I’m so excited」，以描述她非常期待要進行人工破水、加快產程、我就可以把小孩生出來。然而她越是表達她的雀躍，我越是疑惑，到底是誰要生小孩。

同樣的醫療措施，不同的溝通方式及醫療實作會帶給產婦相當不同的感受。生第一胎時，醫生O也為我進行了人工破水。但她在進行之前，有先進行一番講解：為什麼要人工破水、人工破水是什麼樣的過程、用什麼樣的工具，讓我心裡有一番準備。此外，她也同樣提到人工破水後產程會加速，因此建議我可以考慮要不要在破水前先施打epidural（減痛分娩），確定施打epidural是我想要的減痛選項後，她便先安排麻醉師來替我打epidural，之後再來做人工破水。

醫生S替我進行人工破水後，產程果然變快了。明顯感受到宮縮的頻率增快不少（每兩三分鐘就一次，每次持續30秒至一分鐘左右），不適感的強度也迅速上升。我自認是對痛的耐受度還算高的人，而且痛起來通常是先握拳忍住而不是直接叫出來，所以旁人不一定馬上會察覺到我的疼痛；但幾次宮縮下來，H也感受到我的不對勁，跟我確認是不是想要打epidural，並告知一旁的護士。幾分鐘後麻醉科醫生便前來施打epidural。施打的當下，有股疼痛及麻麻冷冷的液體注入感。打完過後沒多久，儘管我還是能感覺到宮縮時下腹的緊縮壓力，宮縮的疼痛及不適感都有顯著減輕，終於能開始好好與旁人對話。

人工破水前，內診的結果大約是開了兩指（4 cm），還要讓身體作用一下，等到子宮頸全開（五指／10 cm）才要開始用力。打完epidural，疼痛感不見了，身體倒是有很多麻麻癢癢的感覺，醫生說是常見的狀況，但畢竟跟痛比起來，癢還是好得多。有道理，放鬆下來之後，忽然覺得很累，決定再度小睡片刻，讓身體好好工作。

2–2. 四小時的用力循環

大約中午十二點左右，昨天入院時幫我照超音波、確定寶寶頭下腳上、喊出「Vaginal delivery」（陰道產）的醫生D走了進來，說要確認一下子宮頸開的狀況，如果全開了，就可以開始用力推。D問我是否有想用的生產姿勢，我回問她有什麼建議，她沒回話，開始伸手將產婦床邊的腳架拉起。我心想，好吧，那也只能如此。

第一胎在同間醫院生產的經驗，讓我知道這間醫院在生產的進行上，不太跟產婦討論生產計畫，也不會有太多生產姿勢變換的選擇，主要都是讓產婦以躺著、兩腳跨在腳架上的姿勢進行生產。生第一胎時，我興致勃勃地上網找了許多生產計畫的範本，跟隊友H一起討論了我們希望的生產氛圍，整理好一份生產計畫書（內容包括我期待的減痛方式、待產時希望隊友在旁邊、嘗試不同的生產姿勢、分娩時希望盡量不要剪會陰、寶寶出生後能盡快進行肌膚接觸、希望跟隊友一起剪臍帶⋯⋯等）。然而，進了醫院，根本沒有拿出來的時機。記得上一胎，護士直接叫我躺好、腳放上來，等待醫生進來了，就要我開始推。

當時，對於這樣單一的生產姿勢以及醫護人員的權威式指令，我其實不太愉快，但面對生產這種關鍵時刻，也沒有什麼多餘的力氣進行討論或抗拒。剛生完時，我期許自己在下一胎時可以試著跟不同的產科醫生接觸，或者考慮找助產士來進行居家生產等較「溫柔」的生產方式。但後來礙於對於風險的考量、對美國醫療體系及生育選擇的不熟悉等，生活上的瑣事一忙，也就沒有積極探詢。

於是，當醫生D伸手將產婦床邊的腳架拉起時，我心裡有譜；雖然不是喜歡的回答，但也默默接受。

沒想到，腳架拉起到一半，又走進一位醫護人員，對我們自我介紹。她是助產士（midwife）L。L與醫生D交換了一下訊息後，他們表示我今天賺到了，醫生跟助產士正巧都可以在場一起替我接生。

而隨著L的存在，產房的氛圍瞬間改變了。首先，她先問我，「對你來說，生產過程中有什麼事情是你在意的？」（What are important things for your labor?）我說，「我希望可以跟隊友一起剪臍帶，我們上一胎是這樣做的。」L表示這樣的安排很美好，並問我，等寶寶快出來的時候，是否想要一起接生？「歐？我可以嗎？聽起來太酷了，當然好啊。」L接著又問我對生產姿勢有什麼期待，我也回問她有什麼建議，她回答，「嗯，有很多種不同的姿勢，如果你有興趣的話，我們等下可以一邊push一邊調整。」我很開心地答應了。L轉頭跟D說，「我們把腳架收起來吧！」

接著，她們圍著床邊，站出一個三角陣形：醫生D在床尾、最主要的接生位置；助產士L站在我的左手邊，不時跟我確認、鼓勵我；護士K則站在我的右手邊，靠近電腦及螢幕，需要時幫我量血壓、或者做各種支援。另外，隊友H站在左手邊、更靠近床頭的地方，當我需要時，替我遞水、冰塊。我覺得自己被守護的很好。

L跟我確認我仍能感受到宮縮時的壓力，然後說：「那我們聽你的，你感受到宮縮了，我們就開始。」

Push的時候，身旁的助產士、護士都在替我加油；歇息時，他們扶著我的腳，要我放鬆地把腳靠在他們身上，把力氣省起來等到push時再用。每次push完後，助產士L都會肯定我的努力，跟我說做得很好，姿勢或施力的方式可以怎麼調整，產房中充滿了正向的鼓勵與振奮。L也不時問我的狀態如何，並跟我說：「你準備好才推。如果想休息，我們略過一次也沒關係。」當我示意有宮縮感覺的時候，L會回答：「好的，你準備好了嗎？那我們來。」

重複了幾輪的施力，我覺得自己慢慢抓到節奏與施力的方式了。以「吸氣（inhale）－憋住（hold）－推（push）－1, 2, 3, 4, 5, 6, 7, 8, 9, 10」為一個單位，連續重複三次，有時加碼第四次，然後放鬆讓身體休息。或許喝口水，或許咬幾顆冰塊，等待下一次宮縮開始，再進行下一輪的用力。

生產進行一個小時後，醫生D手機響了，有其他事情需要她去處理。她交棒給L，形成新的三角陣形：助產士L站在最主要的接生位置，醫師助理Emily接手了L原先的站位，護士K和H則維持原位。

我們先從躺姿而膝蓋張開、抓住小腿腳踝的姿勢開始push。跟上次腳被放在腳架上的姿勢比起來，這次可以用手抱著自己的腿來施力，讓我覺得更加自在。之後在整個產程中又陸續嘗試了躺姿而膝蓋閉合、右側躺抱膝、左側躺抱膝、四足跪姿（all four）等不同的姿勢。嘗試每個姿勢前，L都會跟我確認我是否想嘗試不同的姿勢，之後再幫助我進行姿勢的調整。

嘗試不同的姿勢進行push，從生產的角度來講，可能會幫助胎兒調整姿勢角度，找到可以順著下降、通過產道的適合角度。從產婦的角度出發，我覺得嘗試不同的push姿勢，讓我在過程中更有主動參與感。第一胎生產時，我完全是使用躺姿施力，躺久了下背不舒服，想喝水時也不方便；相較之下，更換不同的姿勢施力、保持身體的活動狀態，讓我少了一些因姿勢導致的不適。

一會兒過去，他們告訴我可以隱約看見寶寶頭髮了。護士K也開始拿起暖暖包，替我熱敷會陰部，目的是增進會陰部的血液循環，避免寶寶出生時造成嚴重撕裂傷。寶寶快出來了吧，我這麼想。

又push了幾個輪迴，寶寶還沒有出來。沒關係的，調整姿勢，我們再試試看。

「產程似乎進行的不是很順利？」這個念頭在開始push兩小時左右出現在我腦海中。第一胎時，我差不多就是花了兩小時把寶寶push出來的。而通常，經產婦（已經生過的產婦）的push時間都會較第一胎短些，有時侯只有一半左右。要開始push前，醫生D也是這麼跟我說的，所以原先我們都以為push一小時後就能迎接寶寶的到來。沒想到，就這麼過了兩小時。

隨著產程進行時間拉長，護理人員似乎也開始有些許緊張。他們持續監測寶寶的心跳、定時量測我的心跳血壓和體溫，確認我們的狀況都還在安全範圍。

不過，面對還在進行的產程，我既沒時間也沒心力讓消極的想法在心中長大。而助產士更是持續積極地給我鼓勵，不時地肯定我的用力方式，或者提出姿勢上的建議。「專注在我能控制的事情上，好好呼吸、休息、push就對了」，我對自己說。

過了一會兒，婦產科住院總醫師（chief resident）B推著超音波儀器進來。她向我解釋：由於現在產程進行較久，而且先前寶寶有胎位不正的狀況，所以想再次照超音波確認胎位。尤其，正常胎位除了頭下腳上之外，胎兒也需要面向媽媽的脊椎方向，如果臉的方向相反，也有可能會比較難生出來。

超音波結果出來，確認寶寶是頭下腳上，並且臉的方向大致是面向媽媽的脊椎方向沒錯；然而，或許因為比較晚才轉下來，頭的角度並不是直直對準產道，而是微微傾斜。

醫師B向我解釋了一些可能的做法。首先，我可以先繼續push，並透過嘗試不同的生產姿勢，試著讓胎兒能在各種姿勢變換中，找到適合的角度出來。再來，如果過一陣子還是不成功，產科醫生可以在我push的過程中，把手伸進去子宮頸口，試著直接調整胎兒的頭，幫助他轉到適合的角度。如果這些都不成功，那麼，最後的選項是進行剖腹產。

沒想到，「剖腹產」這個字眼又出現了。前一天，在超音波確認胎位之後，我原本以為可以完全跟剖腹產說再見，豈料到，峰迴路轉又可能遇上剖腹產。

護理人員們讓我把注意力繼續集中在可以做的事情上：變換姿勢好好push。過一會兒，B和另外兩位醫師前來，我一邊push，B一邊試著移動胎兒的頭部，希望能喬到比較適合陰道產的角度。

這時，距離剛開始push差不多也到了三個小時。另一位產科醫師F也來了，是個熟悉的面孔。他是我36週產檢時遇過的醫師，也就是他告訴我寶寶胎位不正，建議我做ECV，然後再依結果進行剖腹產或陰道產的醫師。顯然他也記得我的case。他向我打招呼，然後跟我解釋目前的狀況。大意是：首先，看起來我push的用力方式是正確的，但眼前產程已經進行大約三小時，有點過長了，擔心有些因素讓寶寶無法用陰道產的方式出來。另外，在push的過程，對胎兒來說是壓力大的（stressful）的過程，如果push太久，一方面產婦可能會沒力，另一方面胎兒可能也會無法負荷。目前，透過胎心音的監測，雖然胎兒的心跳還在可以接受的範圍，但已有逐漸升高的趨勢。我可以再嘗試push一陣，但如果再過半小時還沒生出來，或者胎兒的心跳升高變得危險，那麼可能就需要醫生再介入：先嘗試用真空吸引三至四次；再不行的話，剖腹產是最後的手段。

差不多在此時，護士K替我量測體溫時，發現我開始發燒了。可能是破水後產程較久造成的細菌感染。我記得我在生第一胎破水後也發燒了。

但我還不想就這麼放棄，我對自己說。我繼續在心中對肚子裡的寶寶說話，就像第一胎那樣，跟他說我很期待見到他，知道他也很努力，希望我們可以一起努力，讓他快快出生。醫護人員們也不斷地替我打氣。

接近半小時過去，醫師F又回來了。「我們必須進行剖腹產了。」他向我解釋，產程已經進行三個多小時，讓寶寶持續在這樣的高壓力狀況並不是太好，而且因為我的用力方式都正確，看起來不是真空吸引可以直接解決的。

「現在，手術室已經準備好了，我們走吧。」

2–3. 剖腹

沒想到，在四小時的push馬拉松後，還要挨一刀。

醫生F說，「我現在要啟動快速反應小組（rapid response team）。」說完沒多久，眾多醫護人員便走進來。當時我腦袋已經一團混亂。先前連續近四小時的push讓我體力耗盡許多，躺在床上沒有多餘的精力去搞清楚是什麼狀況。

有人開始告知我進行手術會有的各種風險，並要我在手術同意書上簽名。有人開始幫我戴防塵頭套。接著，有人開始把床推到走廊上。我轉頭瞥見看見H在其他醫護人員的協助下，穿上手術衣、戴防塵頭套和鞋套。

我躺在床上，被推進手術室中。有人把我從原本的床抬到手術台上。淚眼間看見手術台上方的燈，兩個大大圓圓亮亮的光源，和電視上拍得一樣，只是這次躺在手術台上的是我。有人跟我說要幫我除毛、進行手術區域的清潔消毒，有人開始跟我說要替我麻醉。接著，一大塊藍色的無菌布在我眼前拉起，擋住我的視線，無法直接看見醫生們進行手術的過程。

從四個小時的穩定輪迴push到被推進手術室，一切發生得太快，我心情一團混亂、情緒有點崩潰，控制不住眼淚。我覺得自己有點「失敗」，努力了這麼久，竟然還是無法靠自己的力量生出來；覺得自己運氣真不好，遇上了所謂的「吃全餐」。我對於即將要進行手術感到恐懼，尤其是醫療人員告知各種手術風險的時候；想到剖腹產的住院期較久，又要晚幾天才能回家、看到大寶，就覺得更加不捨；知道剖腹產的術後恢復期較陰道產久，不知道自己要多久才能康復，又能否好好地陪伴兩個寶寶，更是擔心。

H看到我一直哭，好像也有些哽咽。他握著我的手，說會一直陪我的。

我深吸口氣，告訴自己，現在醫療團隊已經接手了，這是現在最好的選項。我得相信他們。

手術進行約莫十幾分鐘後，下腹部感受到一陣壓力；不會痛，但有人在拉扯些什麼。不一會兒，就開始聽見寶寶的哭聲。「太好了，寶寶出來了！」

上一胎陰道產時，寶寶一從產道裡出來，下一秒就直接被產科醫生放到我身上做肌膚接觸（skin to skin），過一下才剪臍帶。而這次，我是先聽到寶寶的哭聲，然後從哭聲的方向知道他被醫護人員帶去一旁做各種檢測、把鼻腔口腔內的液體吸出來、身體略做擦拭、確認一切都好。之後，有人跟H說可以去看寶寶量體重了。H趕忙過去，過了一會兒回來給我看照片，超過3300公克呢。又過了一下，包在包巾裡寶寶終於被帶來跟我見面了！

我像上次一樣，把這個初來乍到的小生命抱在胸前，向他打招呼，對他說生日快樂，說剛才辛苦你了，你也很努力了，現在已經出來了，沒事了，接下來我都會陪你的。醫護人員替我和寶寶罩上一張暖暖的布單，又幫我們三個拍了合照。

在此同時，醫生們還在替我做剖腹傷口的縫合。

於是，進醫院大約30小時後，我們終於迎接到了寶寶。終於，可以放心地休息一下。

3. 孕產反思

生日有時候又被稱為「母難日」。但，生日一定要是母難日嗎？

這些「難」，是否可以被改變、被減輕、甚至被移除？懷孕、生產、及產後的孕產婦需要什麼樣的支持？懷孕生產的過程，除了孕產者之外，還有哪些人是重要的參與者，而他們扮演的角色為何？哪些行為或概念會對孕產者施加不必要的壓力、傷害、壓迫；反之，哪些作法能讓孕產的經驗變得更好，讓孕產者覺得更有力量？

產後，我一直在思考這些問題。

3–1. 跳脫「自然」生產或醫學介入的二分法

回顧人類歷史，懷孕生產的進行方式曾以多種樣貌存在。

時光退回約莫一百年前的台灣，當時的生產幾乎都是由助產士到產婦家進行接生[4]。日治殖民時期，日本政府推行了新式產婆訓練，確定助產士具備相關的衛生及醫療概念；國民政府統治初期，助產士也仍被視為接生的主力。不過到了1970年代，婦產科醫師的接生率首次超過助產士。此後，在一連串的政策推動下（1983年的行政命令讓助產士只能擔任醫生助手，無法獨立作業；1990年後教育部取消助產教育等），助產士越來越少，接生率也逐漸下滑。於是，懷孕生產開始跟醫院綁在一起，孕婦被現代醫療體系歸類為「病患」，在懷孕過程中需要接受多次的產檢，生產的場所也從家裡轉移到醫院。這樣「生產醫療化」（medicalization of childbirth）的現象，不僅發生在台灣，在許多西方國家也是如此。

而在過去數十年，生產越來越醫療化的現象逐漸受到反思與批判。其中一類型的提議是推動「自然生產」（natural birth），也就是將生產視為是件身體會自然進行的過程，應該讓生產用最「自然」的方式去進行，例如：生產者在家由助產士協助生產，不打麻醉、不要有醫療科技的介入。

在上述的論辯架構下，生產的選擇似乎被區分成兩類：有醫療科技介入的生產（在醫院生、婦產科醫師接生、打麻醉），或者沒有醫療科技介入的「自然」生產（在家生、助產士接生、不打麻醉）[5]。

儘管我對孕產（過度）醫療化的相關批判心有戚戚，然而，我認為把生產方式分為「自然」生產或醫療介入的二分法不僅太過粗糙，並且對孕產者構成更加侷限的「雙重束縛」（double bind）。

首先，醫療介入不見得都不好；反之，「自然」生產也未必適合所有人。回顧這兩胎在醫院進行產檢和生產的經驗，有些面向確實令我覺得不舒服（我在下一節3–2會討論更多），但也有些面向讓我覺得感激有醫學科技的進步。例如，回顧我用力了四小時但仍然遲滯的產程，醫生剖腹後發現寶寶的頭卡在產道中，但因為角度不對，於是怎麼推就是無法順順的出來。如果在還沒有剖腹產技術或者epidural的年代，我的狀況是否會是個危險的難產，再加上數小時的疼痛與筋疲力竭，後果如何，真的不敢想像。而生在有相關醫療技術的年代，至少我在push的這四小時，能感受到宮縮時的壓力但不疼痛，可以把力氣和精神放在push，也還可以與陪產者、醫護人員進行需要的溝通。另一方面，也因為醫學科技的進步，我在剖腹產後很快就能下床活動、進食，在醫院就能進行淋浴，也因為縫合是使用可吸收的線材，所以不需要之後再進行拆線；有止痛藥的幫助，也讓我儘早下床活動，避免血栓等剖腹產的可能風險。換句話說，醫療技術的進步解救了我的「難產」。

有些人認為，生產時的宮縮陣痛對生產的經驗是重要的；又或者可能構成相當珍貴的經驗[6]。確實，我相信這些經驗有其價值，也尊重甚至佩服一些產婦不打麻醉的選擇。然而同時，我認為其他產婦想打麻醉的選擇、想體驗不需要過度疼痛的生產過程的意願、想擁有較為平靜的、舒適的生產過程，也應該要被尊重，而這樣的經驗的價值也應該被肯定、被看見。打個比方來說，如果有人在拔牙的過程中沒有使用麻醉，於是感受到許多拔牙的疼痛以及相關的經驗，這個體驗可能是有價值的，而且因為大多數的人沒有相關經驗，所以這個人有個特別的視角可以分享，我們也應該尊重他不願意使用麻醉的選擇。但這不代表我們會因此認為其他拔牙時打麻醉的人們「缺少」了什麼，或者應該要鼓勵其他拔牙的人不要施打麻醉。另外，或許因為傳媒上呈現的形象，許多人對於生產的理解與想像，還是停留在充斥產婦各種疼痛的呻吟、呼喊的印象。然而，對許多有施打epidural的產婦而言，生產的過程其實可以相對平靜許多，呈現不一樣的氛圍。我認為這樣的生產形象也應該被看到。

除此之外，過度強調「自然」生產或醫療介入之二分法以及「自然生產絕對是比較好的選項」的結果，反而容易對孕產者構成雙重束縛，無論選哪個選項都不甚理想。例如，對部分孕產者來說，有醫療技術介入（例如麻醉、剖腹產）的生產過程是需要、必要、或者想要的。在這樣的背景下，選擇無醫療介入的生產方式，可能違背產婦真正的意願，也可能讓產婦暴露在更高的風險中；而當進行醫療介入的生產方式，又會讓產婦面臨「失職」的壓力。於是，當醫生告知產婦，剖腹產可能是必須的措施時，其中一個浮現的感受可能是：「我失敗了」、「我沒有辦法用比較好的方式把小孩生出來。」類似的雙重束縛似乎也出現在餵母奶或配方奶的討論中。在餵母乳被視為絕對比較好的選項時，母親抑或選擇餵母乳，進而必須擔負起相關的許多責任及代價（時間、心力、生理的不適、工作上的調整）[7]；而那些基於各種原因而無法或不願哺餵母乳的母親，則會面臨「失職」的譴責[8]。

如果「自然」生產或醫療介入並非截然黑白，如果問題並非全然出在科技的介入與否，那麼有什麼概念架構可以幫助我們重新思考孕產經驗？

3–2. 從孕產的暴力到培力

我認為，「孕產的暴力」（obstetric violence）[9]這個概念提供了一個有幫助的思考架構。

「孕產的暴力」一詞，首先在拉丁美洲的女權運動中被提出，用來點出孕產者在生產過程中經常受到各種不同的暴力對待。2019年，聯合國將孕產的暴力正式列為針對女性的暴力（violence against women）之下的一個類別，並點出孕產的暴力是個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的現象[10]。孕產的暴力的形式很多種，包括強迫或未經同意的手術或者醫療行為、精神上的脅迫或輕視、知識上的不正義（例如：產婦的說法不被重視）、或者重要的連結支持被剝奪、限制等[11]。透過這些不同的暴力形式，孕產者的能動性（agency）被壓縮、孤立、剝奪。

根據女性主義對人／主體性的理解，人並非如原子般獨立於其它人的存在；反之，一個人與其他個體的關係、以至於與整個社會的關係對於其主體性扮演了核心的角色。這種「關係的能動性」（relational agency）同時關心自主（autonomy）與連結（connection）這兩個價值[12]。從這個角度來看，孕產暴力之不同面貌揭露的，是孕產者之能動性被擠壓的不同形式 — — 有時是缺乏足夠的決定權、缺乏進行決定的相關知識或能力，有時則因為重要的關係或連結在孕產過程中被截斷了。

由於「孕產的暴力」一詞被提出的背景與批判生產過程過度醫療化的運動息息相關，有些人會將孕產的暴力歸咎於醫療介入的孕產過程，或者認為「自然」生產就可以避免孕產的暴力。但事實上，選擇醫療介入的生產不代表必然經歷孕產的暴力；另一方面，由助產士進行的生產，也不代表就與孕產的暴力絕緣[13]。

與其論辯要在家生產或在醫院生產、要不要醫療介入，我們應該問的是：什麼樣的醫療措施、態度、以及社會結構，會對生產者的能動性造成禁錮？

反思我自己這兩胎的生產經驗，確實有些痛苦和不自在和醫院的措施及醫療科技的介入有關（例如，進醫院之後就會被當成病人、打擾睡眠的醫療監測、一進醫院就要打進手臂裡的滯留針、綁在肚子上的胎心音監測器⋯⋯等），但也有許多負面的經驗其實和醫療人員的態度和處置更有關。

例如，同樣是告知關於胎位不正的狀況，我遇到的兩位醫師就有很不同的態度。醫生F直接告訴我，我需要進行剖腹產，因為胎兒胎位轉正的機率只有5%，然後如果我真的想要試看看，可以先做相關醫療措施（ECV），但也沒有解說太多。相對的，醫師C則仔細解說ECV的進行過程，並且分享除了ECV之外可能可以讓胎位轉正、或讓ECV更容易成功的資源。跟F醫生看診結束後，我覺得自己只能硬著頭皮面對剖腹產這個選項，但隔週跟C醫生看診結束後，我覺得自己有更多可以嘗試的，也主動上網查資料了解是否有一些能促進胎位轉正的方式，每天進行相關的瑜伽動作。不到一週後的回診，胎位還真的轉正了（也就是醫生F說的5%發生了）。

再舉一個例子。同樣是關於人工破水的醫療處置，我在兩次生產遇到的醫生也有很不同的處理方式。我在第一胎生產時的醫生O先跟我解釋為什麼他會考慮做人工破水，問我是否同意，並且跟我說人工破水後產程可能會加速，確認我是否想要在人工破水前施打epidural。第二胎生產時，遇到的醫生S則是走進來便直接叫我去把膀胱排空，以便她進行人工破水。由於第一胎生產時已經對人工破水的程序及背後的概念有一些理解，所以我可以自己腦補並且乖乖配合醫生的建議。但其實在事情發生的當下，基於「醫生的權威」以及「醫生好像很趕時間」的印象，我除了問醫生「你可以再說一次你要做什麼嗎？」之外，並沒有來得及好好反應，也沒有提出更多的問題，但事後回想當下的情景，卻越覺得不舒服。（這些描述我當下反應的文字，讓我想到遭遇性騷擾的受害者。在事情發生的當下，常常是太震驚了，根本無法「好好反應」；又可能基於與對方的權力位階，就算覺得不開心，也只能繼續順從。）而在人工破水後不久，我就感到宮縮疼痛的頻率和程度都變強許多，趕快要求施打麻醉；一面等待麻醉師來的路上，我也才回想起上一胎的醫生有先提醒我人工破水對產程的變化，並且讓我有先施打epidural的選擇，而剛才替我做人工破水的醫生倒是完全沒有提及相關的考量。

在上述這兩個例子中可以發現，即便最終的醫療決定及措施相同，但醫師溝通的態度、方式、以及提供給產婦的相關資訊，會讓孕產者有完全不同的體驗。

此外，我在這兩胎生產時push的體驗也很不一樣。第一胎時，我只有躺姿生產、兩腳放在產檯上生產這個選項，並且一邊用力一邊「被檢討」用力的方式不太正確，讓我在生產過程一度覺得很不舒服。反之，這一胎的助產士帶給我很不同的感受。在開始push之前，她主動詢問我對於生產過程的期待；在生產的過程中，不時地鼓舞、給予不同生產姿勢的指導、尊重我的感受；產後隔天，她也來探望我，並問我對生產過程是否有其他的疑問。儘管第二胎的生產時間漫長，而且最後還是必須進行剖腹手術，但這整體的過程，卻讓我覺得自己更被尊重、被傾聽、被陪伴、被支持。

除了醫護人員的態度與處置方式，孕產者所遭遇的負面經歷也可能源自於更廣大、更複雜的社會結構。例如：醫療保險與工作綁在一起，導致換工作就要換醫院換醫生、不透明且事後數個月才知道的醫藥費、申請產假之手續的複雜、職場的規範對孕產者的不甚友善、社會整體缺乏對孕產者經驗的重視⋯⋯等，疊加在一起都構成對孕產者能動性的禁錮。

儘管孕產的暴力相當普遍，不少孕產者會描述自己的生產經驗是充滿創傷的，但現存之社會結構卻經常讓孕產者的經驗被噤聲、被隱形。這一部分是因為這些經驗帶來許多負面感受，讓經歷者也不願意主動去提起或公開分享；另一方面，也是因為社會的不重視及缺乏討論的空間。然而這些孕產鬼故事被隱形的結果，是回過頭來繼續鞏固現存的社會結構，讓孕產的暴力被延續。讓這些孕產經驗被聽到，是改變的第一步。ImprovingBirth這個組織在2014年發起了#breakthesilence（打破沉默）運動，邀請人們分享他們的遭遇孕產暴力的經驗[14]。這項運動揭露了孕產暴力之問題的嚴重性和多元的面貌，也呼籲社會正視並思考，該如何避免讓同樣的問題一再重演。

而在認知到孕產暴力的問題及不同面貌之後，我們也可以進一步思考：除了避免孕產暴力等負面情況發生之外，孕產的過程是否可能成為一段培力的經驗？換句話說，什麼樣的孕產過程能為孕產者的能動性提供更多的支持與養分、創造能動性得以發揮的空間？

一個理想的孕產經驗，一方面應該提供相關的資源及空間，讓孕產者在孕產過程中能享有實質的選擇及決定權；另一方面，也應該提供支持，讓孕產者在孕產過程中能持續與其他個體（包含胎兒、生產隊友、其他家人、甚至是醫護人員）進行有意義、有溫度的連結。

像前面提及的，在我自身的孕產經歷中，有一些時刻令我覺得拘束、疏離、不被尊重，但也有些時刻帶給我力量和意義感。當醫生詳細地跟我講解醫療措施的原理和程序；當助產士主動詢問我，想要什麼樣的生產經驗；當醫療人員在我數小時的生產過程中，不斷地為我打氣、詢問我的感受、確認我的需求；當我的伴侶在生產全程陪伴我、陪我一同經歷了從產房到開刀房到恢復室、與我一起面對生產過程中的起伏⋯⋯面對懷孕生產這個重要的人生經歷，我希望好好記住這些時刻，和它們帶來的力量。

思考「如何讓孕產成為一段培力的經驗？」也能為相關的討論提供更多元的想像。像是助產士和醫生不需要是兩個互斥的選項，助產士也可以出現在醫院裡，可以和醫生相互支援，一起為產婦提供溫暖又安全的接生環境。像是從「以產婦為主體」的觀點出發，可以在不同層面（從生產前、生產過程中、到產後修復）與醫療體系及社會福利系統進行整合，形成支援產婦的網絡。甚至，我們還能繼續思考，孕產經驗能為週邊的參與者 — — 包括生產者、陪產者、接生者、護理人員、甚至是其他家庭及社會成員 — — 帶來哪些重要的、有價值的體驗？

是的，這些問題很大，也沒有簡單的答案，但對於「生命是如何來到這個世界上的？」這樣重要的問題，我想，它值得更多思考、討論、與實踐。我們也才能從孕產暴力普遍存在的現況，朝著孕產培力的理想邁進。

4. 「願原力與你同在」

那天和女兒初次見面，她頭上有一大塊紅色的瘀傷，是出生前幾個小時她努力從子宮到產道的印記。我意識到那數小時的生產馬拉松，我不是唯一一個跑者。生產，是胎兒和母親一起努力的過程。這場馬拉松，是我們共同的經歷。

是的，我的生產經驗並不盡然順遂，但這段經驗也促使我反思生產經驗中的起起伏伏，讓我看見生產成為一段培力的經驗的可能性 — — 不僅對生產者，也包括對更多週邊的參與者。

於是，寫這篇文章，是替自己整理這段重要的人生經歷，梳理原先澎湃但雜亂的思緒與情緒。寫這篇文章，是想和有類似經歷的人們連結在一起，說聲，我們不孤單。

寫這篇文章，也是因為，未來哪天，當女兒問起我當時是怎麼生下她的，我想給她的答案不只是「剖腹產」、「我吃了全餐」這樣簡單的幾個字，而是更多的記錄與反思。我想讓她知道，雖然生產的過程有很多辛苦與挑戰，有遇上不開心的片段，但也有讓我覺得充滿力量的時刻。我想讓她知道，世界並不是完全美好，但世界確實可能變得更好。

最後，「願原力與你同在」（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），親愛的原力寶寶。

註

[1]: 我選擇用「陰道產（vaginal delivery）」而非「自然產」來指稱胎兒從陰道被產出的生產方式。一方面是因為「自然產」一詞給人一種好像自然而然就發生了的錯覺，忽略了生產過程中身體及參與者（生產者和胎兒）所進行的各種努力。另一方面，常有的「自然產就是比較自然的」、「自然的一定比較好」這樣的想法也容易對不適合進行陰道產的產婦造成不必要的壓力。

[2]: 在文章中，我用「孕產者」來指稱經歷懷孕、生產的人。

[3]: 詳見Grobman (2018)。

[4]: 關於台灣生產模式轉變的歷史可以參考吳嘉苓（2013）。

[5]: 更多關於「自然」生產或醫療介入二分的論辯及批判可以參考Lyerly (2006, 2012)、Kukla (2008)、Kukla & Katherine (2016)。

[6]: 關於生產時疼痛經驗之價值的討論可以參考Heyes (2020)。

[7]: 關於餵母乳所負擔的責任及代價，可以參考Callahan (2019)、張宇文（2022）。

[8]: 可以參考Kukla (2008)、Taylor＆Wallace (2012)。

[9]: 雖然「Obstetric violence」這個詞中文目前通常翻譯為「產科暴力」，但我認為翻譯為「孕產暴力」可能更適合。簡單來說，用「產科」一詞會給人「產科暴力」只有跟生產有關，或者只有在醫院裡會發生。但obstetric violence的定義其實包含了在懷孕、生產、以及產後所經歷的暴力，並且不僅是在醫院會發生，例如在助產士進行的居家生產也可能會遇到。

[10]: 參考United Nations (2019)。

[11]: 關於孕產暴力之不同面貌的討論，可以參考：Sadler et al. (2016), Shabot & Korem (2018), Shabot (2021a), Shabot (2021b)。

[12]: 參考Stoljar (2018)。

[13]: 參考Charles (2012)。

[14]: 活動網頁連結： <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media/set/?set=a.705655609507930.1073741854.255657527841076&type=3>

參考資料

• Callahan, Laura Frances. “Why Breastfeeding Is Not Always Best — for Mother or Baby.” (2019). Aeon Megazine. <https://aeon.co/essays/why-breastfeeding-is-not-always-best-for-mother-or-baby>
• Grobman, William A., et al. “Labor induction versus expectant management in low-risk nulliparous women.”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79.6 (2018): 513–523.
• Heyes, Cressida J. “Child, birth: An aesthetic.” Dimensions of pain. Routledge (2012): 142–151.
• Kukla, Rebecca. “Measuring mothering.” IJFAB: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eminist Approaches to Bioethics 1.1 (2008): 67–90.
• Kukla, Rebecca and Katherine Wayne, “Pregnancy, Birth, and Medicine”,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(Spring 2023 Edition), Edward N. Zalta & Uri Nodelman (eds.), URL = <https://plato.stanford.edu/archives/spr2023/entries/ethics-pregnancy/>.
• Lyerly, Anne Drapkin. “Shame, gender, birth.” Hypatia 21.1 (2006): 101–118.
• Lyerly, Anne Drapkin. “Ethics and “normal birth”. Birth 39.4 (2012): 315–317.
• Sadler, Michelle, et al. “Moving beyond disrespect and abuse: addressing the structural dimensions of obstetric violence.” Reproductive health matters 24.47 (2016): 47–55.
• Shabot, Sara Cohen, and Keshet Korem. “Domesticating bodies: the role of shame in obstetric violence.” Hypatia 33.3 (2018): 384–401.
• Shabot, Sara Cohen. ““You are not qualified — leave it to us”: obstetric violence as testimonial injustice.” Human Studies 44.4 (2021a): 635–653.
• Shabot, Sara Cohen. “We birth with others: Towards a Beauvoirian understanding of obstetric violence.” European Journal of Women’s Studies 28.2 (2021b): 213–228.
• Stoljar, Natalie, “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Autonomy”,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(Winter 2022 Edition), Edward N. Zalta & Uri Nodelman (eds.), URL = <https://plato.stanford.edu/archives/win2022/entries/feminism-autonomy/>.
• Taylor, Erin N., and Lora Ebert Wallace. “For shame: Feminism, breastfeeding advocacy, and maternal guilt.” Hypatia 27.1 (2012): 76–98.
• United Nations. “A human rights-based approach to mistreatment an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reproductive health services with a focus on childbirth and obstetric violence.” (2019) <https://digitallibrary.un.org/record/3823698?ln=en>
• 吳嘉苓（2013），〈我媽是怎麼生下我的？母親節的社會學提問〉，巷子口社會學。<https://twstreetcorner.org/2013/05/12/wujialing/>
• 張宇文（2022），〈身為親餵 3 個孩子的公衛學者，我有話想說（下）政府想幫忙，就從認知「餵母乳不輕鬆」開始〉<https://crossing.cw.com.tw/article/16132>